作者:井元宏
我睡得正香,突然被手机铃声吵醒。谁这么烦人?还要不要人休息……莫不是单位又要加班了?我慌忙摸着手机接听,原来是栓住打来的,说马叔走了。
栓住让我今天早上从县城给他买上五百个蒸馍,三小袋大米,几十斤各种蔬菜和烟酒及丧葬用品,具体数量他说让我定,因为村子里的红白喜事后来都是由我操持的,他心里没底。他说消息是他堂姐告诉他的,堂姐昨天下午放学后带了几件棉衣来看马叔,到了门口,两扇大门闭着,再叫没人应答,她推大门,发现门并未上闩,她走进去推开马叔睡觉的那间屋子的小门,走到炕前发现马叔还蒙在被窝里,再叫还是没有应答,当她揭开被子的时候,看见马叔身子朝里,脸紧贴着褥子,身子早已僵硬了。她急急忙忙才给栓柱打了电话。
我睡不着了,原以为省级交叉检查验收结束后就没什么大事了,该美美地把三年来因扶贫工作所牺牲的所有双休日统统补回来睡他两天两夜,可偏偏又遇上这件事。看来我天生就是一个操心的命,别的事能推脱,马叔家的事那是千万推脱不得的!
我和马叔是近邻,马叔一生没有女儿,听说先后有过两个,都在百日里夭折了,栓住是他唯一的孩子,和我是同年,我们俩从光屁股开始一直到现在像亲兄弟一样,一直保持着密切来往。从小马叔就特别喜欢我,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是给我留些,有几次搞得栓柱很生我气。后来我考上大学,工作了,每次回来都要给马叔买上丰厚的礼品,叔侄俩总要喝上两杯。
马叔是个热心人,说话风趣幽默,有些文化,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菜,还从一位老先生那学到了一手治病的绝活,因此,村里大大小小的纠纷,家家户户的红白喜事,老老少少的头疼脑热,没有不找他帮忙的,他很乐意做这些事。
自从七年前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一直生活在老家,还种着一亩多地。去年春节我去给他拜年,看见他身体还依旧硬朗,腰板挺直,饭量很好,说话声音洪亮,怎么突然就走了?
我一边想一边穿衣服。看了看手机,已经八点半了。我胡乱搓了把脸,赶忙在微信群里给在县城工作和生活的几位同村的朋友发了语音提示,请他们回村帮忙。我又翻开通讯录,搜寻着村子里还与我保持着联系的邻里的电话号码,都一一打了过去,有几位说他们在大同,有几位说他们在朔州……活虽然停了,但正等着向老板讨要工资;其余的几位因更换了号码,一直联系不上。我又拨通了儿子的电话,让他在他们年轻人的微信群里发个消息,让村里的年轻人能回来的尽量回来。栓住是个没主见的人,凡事一味听凭老婆安排,他老婆在村里又是出了名的麻糜精(惹不起),平时呆在省城,村里过红白喜事,很少回来帮忙,谁招惹谁倒霉,一直都是马叔在人前弥补着他夫妻俩的名声,维系着与邻里们的关系。靠他俩打电话找人,一个人可能也求不回来!
吃罢早点,我和妻子一同去市场,将该置办的东西置办齐了,便带上两个孙子,驱车往回赶。
栓住早就在门口等着我,见我回来了,连忙上前拉住两个孙子的手。门口稀稀拉拉的几位老年男女在出出进进的忙碌着,我都认得,便一一打过招呼,就跟随栓住来到里屋。
马叔静静地躺在土炕上,寿衣已经穿好了,腰里缠着一根白色的棉线腰带,脸上盖着两张火纸,我轻轻的揭开火纸,发现满脸乌青泛黄,几乎皮包骨头;胡子刮得很干净,满头的银发好像理过不久。我轻轻地抚摸了他的脸,又将火纸盖上。
在县城工作和生活的几位邻里也回来了,我叫上他们,栓住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来帮忙,好不容易将棺材吃力的抬到堂屋,支好。
谁来入殓?村子里原来一直操持这项工作的几位老人先后都谢世了,在场的几位老人又都没干过此事,麻纸铺几层,棉花得多少,卫生纸镶嵌几捆……谁也搞不懂。罢了,还是我来吧,我以前毕竟还给几位入殓的前辈打过下手,这些程序和数量我还是心中有数的。
入殓结束,我和栓柱布置好了灵堂,在灵前的大方桌上摆上了祭品,栓柱点着了两根粗壮的白蜡烛,我点燃了几炷香,双手捏住,恭恭敬敬的给马叔鞠了三躬,便将燃烧的清香插入香炉,双膝跪下,给马叔焚烧纸钱。
午饭后,我将拴住两口叫到里屋,半掩着房门,狠狠地教训起来:“你们是怎么想的?都五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能把马叔一个人撇到家里?你们的良心叫狗吃了?还有没有一点人性?别人不回来,难道马浩也回不来?马叔生前白疼他了……”我劈头盖脸的一顿责骂,搞得栓柱很是狼狈,一声不吭,蹲在那儿低着脑袋啜泣,一句也不反驳。他媳妇一直瞪着我,嘴噘得老高,翘着二郎腿,打扮时尚,见我不说话了,便整了整坐姿,理了理鬓发,质问我:"你骂完了吗?只知道教训别人,你问没问过你马叔到底怪谁?我们自到城里后,前前后后把他接过去五回,哪一回不是呆了十几天就要死要活的要回来,难道是我们把他撵回来的?他总是说住不惯,上厕所不方便,上下电梯不方便,左邻右舍总是关着门,谁都不认识,没人陪他说话,给我们加了负担……"他顿了一下,突然大声的哭了起来,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委屈。
八年前,马强从一所三本大学毕业,在省城一家汽车营销连锁店工作,第二年,便谈了对象,女方提出了不在省城买房就不与马强结婚的要挟。当时为了给马强娶媳妇,为了省钱,东挖西借总算凑够了首付,只有80多平米,在郊区一家小区的22层。不久,房子也住上了,儿媳也娶回来了,不到一年还得了一个孙女。随着孩子的降临,加上每月的奶粉、房贷、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压得小两口喘不过气来。终于在孩子刚满周岁的时候女方提出了分手,孩子留给了马强。栓柱两口在儿媳离婚之前一直是在外面租房住的,只是离婚之后才搬进了所买的房子。
马强和栓柱都是打工的,早出晚归在拼命挣钱养家糊口,根本没有时间陪伴老人家,栓柱媳妇要照看孙子,也没时间陪护,加上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马叔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才千方百计闹着要回来的。二儿子马浩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受疫情影响,迟迟找不到工作,上个月好不容易才在成都一家外资企业找到工作,请不准假不说,最近成都又成了中风险区,怎能回来?栓柱媳妇最后挖苦我:“我们不像你,吃着公家饭,月月有工资,旱涝保丰收,所以人前说得起硬话。”
我一时语塞。栓柱他们在省城的艰难我一点也不知道,看着他们每次回来的鲜亮的穿戴和大方举动,我一直以为他们在省城混得相当不错,没想到……
还有什么必要再责怪他们呢?多不容易啊!
前来吊唁的客人零零星星地陆续来着,大多都是马叔的重要亲戚,也都是一些六十多岁以上的人,他们都代替在外打工的儿女们夹着花圈,有的还提捆火纸,在灵堂一一行过大礼之后在大门外撑起了自己的花圈;几位年纪稍大的妇女在堂姐哭声的感染下也在灵堂大放悲声……
我们村是县里深度贫困村,全村四十多户人家,除了我们几个吃国家饭的家庭和五家政府以为“有办法的能人”家庭之外,几乎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夏季都搬进了镇子;几户“有办法的能人”早就在外地买了房子,户籍虽然还在村上,人却早就离开村子了,早已与生活在村里的人断了来往;栓柱家因为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生,都在城里工作,还在省城买了房子,因此没评上贫困户。
我知趣的走出屋子,独自漫步在通户路上,挨家挨户的搜寻着返家的身影,可走遍整个村子,家家大门紧锁,户户不见人影。仅有的几位返回的老人,大多也都是马叔本家的,也都在马叔家里守灵。
出殡的日子定在明天早上的十一点半。看看已经到了下午两点多了,村里的青壮劳力一个也没有回来。据栓柱说,他与在镇子里有联系的人都通了电话,人家说,六十岁以下的,要么出外打工,要么在镇上带孩子念书,虽然时值双休日,由于临近冬至,天气很冷,为了避免孩子感冒,都通过微信给栓柱发了吊唁的礼金,不愿意回来。看来,明天的出殡是指望不上村里的人了。
办法只有一个:找丧葬服务公司。好在我在三教九流还有几位朋友,不一会儿,一位朋友就打来电话,找到了一家,而且是一条龙服务,悬着的心总算有了着落。
下午四点多,服务公司的人都来了,他们搭棚的搭棚,垒灶的垒灶,洗菜的洗菜……雪白的上杆纸花穿在长长的两根竹竿上,从顶端向下散展开来,刚好将竹竿挂满,依次斜靠在大门的两侧;上杆纸的两侧整整齐齐的摆放着撑开的花圈;灵堂之内,琼楼玉宇、金山银山、金童玉女,电视小车……等纸扎都摆在了该摆放的地方,凄婉的哀乐响起来了,前来的孝子都带上了白孝。
天,飘起了雪花。
次日早饭后,从镇上回来了几位,依然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天空飘起了大雪,呼呼的西北风将雪花弄得胡飞乱舞,四野白茫茫一片,几只老鸦躲在孤独的树枝上,瑟缩着脑袋,不时发出揪心的哀嚎;消瘦的小河呜咽着不忍离去……
出殡的起身炮终于炸响了,乐人们鼓足腮帮吹起了凄厉悲怆的哀乐,与孝子们真真假假的哭声混合成一片,飘荡在小村的上空。栓柱头带拖地的长孝,左手捧着父亲的灵牌,右手打着飘摇的引魂幡在前面引路;儿子马强双手捧着盛满纸灰的黑瓦盆紧跟其后;我和妻子、堂姐、栓柱媳妇及其他孝子们,一手拄着哭棍,一手提着金山银山等全套的纸扎和花圈,紧跟在马强的身后;八大金刚抬着躺在棺椁里的马叔紧随其后,吃力的向墓地走去……
马叔走了。村子走了。我也该走了。















